一  朝貢國制度下的“外交網”

 

傳統中國的“外交”制度，是一個很複雜的整體。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群雄並起，列國並立，形成當時列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及使節交往。孔子周遊列國，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尚未統一，小國並列。待秦漢一統後，這種國與國交聘的外交制度，亦不復存在了。

 

自秦漢大一統以至近代的變化之前，中國即形成“天下國”，天下便是世界，沒有西方所謂的國家觀念。在這種“天下國”的觀念下，一種新的“外交”制度逐漸衍生並形成，此即西方學者所謂的“朝貢國制度”（Tributary state system）。

 

這種朝貢國制度，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經過漫長的時間，隨著中國版圖的變化，隨著中國國力的消長，而演變成的一個頗為複雜的外交網。這個外交網內的分子，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些國家較早向中國朝貢及臣服，有些則較晚；有些國家與中國建立了關係，一段時間後又不再朝貢……因此這個朝貢國制度並沒有一個定型，而是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變化而衍生出來的一種對外關係制度。

 

在這種朝貢國制度下，中國究竟怎樣處理對外關係呢？中國學者大多認為：中國是以“王道”治天下的，而所謂“天下”就是中國所認識的世界。“王道”的反面就是“霸道”，而以“天朝”自居的中國是以德及文化作為處理對外關係的重要準則，而中華文化推廣的秩序就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有學者指出：

 

在中華文化區域四周的各民族，凡能接受中華文化者，便是中國，正是“夷狄入於中國，則中國之”的道理。各民族之接受中華文化與否，亦任其自擇，決不強求。即令四周各民族有時乘中國國勢不振的時機，向中國進行武力侵擾，中國被迫抵禦時，亦是“服則舍之”的態度，並無武力懾服後強迫同化的事情發生。服從了的民族，便成為藩屬，藩屬對中國的義務，只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入貢。中國對入貢的藩屬，照例有極優厚的賞賜；藩屬有內亂，中國替他平定；有外患，中國替他複國，不要任何報酬。因此鄰近的文化程度低的各民族，多數對中國心悅誠服，尊為上國天朝，而甘自居於蠻夷的地位。這種“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的對外政策，自秦漢以來，一直沿用著，沒有多大變更，東亞各民族也就在中國這種政策下，維持了兩千多年的和平，歐洲那種國際間殺人盈野、廬舍為墟的殘酷戰爭，絕少見於東方的原因正在於此。而中國的國際關係，也因之只有上國對藩屬的關係。所以我國歷史上凡是到中國來的外國使節，都是來朝貢的，從無例外，因此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外交儀節，都是上國對藩屬的“外交禮節”。 

 

以“王道”及文化管理天下，當然是儒家傳統的一個理想模式，但是這個模式並不經常有效，特別是在中國國勢衰弱時，這種理想式的情況就很難維持。因此綜觀中國二千年歷史，在中國國力強盛時期，則“王道”開張，文化廣被，而諸國朝貢臣服。在衰落時期，則難保不受外患侵淩，而中國有時亦不得不以平等地位對待他國。 

 

邊陲地區的民族及國家，一因國境與中國連接，二因該區的勢力消長經常變化很大很快，因而對中國的影響十分深遠。特別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邊疆諸國起了野心，而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又無力給予保護，加上西方的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造成中國邊疆的種種問題；而很多問題都牽涉外交的層面，到今天還有深遠的影響，很可惜外交史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很少。

 

朝貢國制度下中國的“外交網”，在架構上是包含著不同層面的“區”。不同的區是由不同的分子國家或民族組成，總和而成為一個整體。西方學者曾嘗試勾畫一個“朝貢國制度”的架構並將組成的分子國分類 。

 

茲據此框架進行若干修改，並試從中國二千餘年對外關係的發展，對“朝貢國制度”的組成架構及組成分子臚列如下：

 

（1）中國——天朝（Middle Kingdom）

 

（2）中國邊陲區（Frontier Zone）——組成分子隨時間不同而異，就清朝而言，有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

 

（3）漢化區（Sinic Zone）——包括朝鮮、安南（越南）、琉球及日本。

 

（4）內亞區（Inner Asia Zone）——絕大部分的亞洲其他國家，包括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緬甸等地。

 

（5）外亞區（Outer Asia Zone）——包括不臣服或不朝貢的亞洲國家，並泛指不定期朝貢的西方國家，如荷蘭及葡萄牙等國。

 

中國因為是“天朝”，而獲得“天命”的中國君主就是“天子”，所以比其他國家更為優越，因而其他國家要向中國朝貢，作為中國的朝貢國。在此將傳統中國與其他各國的關係詳述如下。

 

四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在中國傳統的“外交網”中，與天朝關係最不密切而往來最少的，就是西洋諸國。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第一，以中華文化推廣而形成的世界秩序而言，西洋諸國在最外圈，中國以西洋人為“蠻夷”，蓋因不接受夕西洋文化之故，“蠻夷”之邦，自然不能與“天朝”中國相提並論。第二，在西方工業革命前，亞洲與歐洲由於地域阻隔而甚少接觸，就是有所謂西方國家的貢使前往中國進貢，但也是貢無定期，所以傳統上中國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若有若無。

 

基於此，近代以前的中西關係，主要還是在商業方面。中國與西洋各國之海路通商，以明正德年間葡萄牙人來華求市為嚆矢。正德十年（1515），葡商拉斐爾（Rafael Perestrello）來廣東屯門貿易，獲利相當豐厚，於是開啟了中葡海道直接的通商。其後，西班牙、荷蘭及英國先後來華通商，但貿易量並不大。

 

在明代，中國待外人極為寬大，凡遣使進貢者，皆准許他們攜帶貨物與中國商民互市。事實上，中外通商主要是在此種方式下進行。  不少歐洲商人自稱是貢使，以便能在華進行貢舶貿易賺取厚利。中國則認為對外通商是“嘉惠遠人”的表示，所以是無可厚非的。

 

然而，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即開展了一連串巨大而多姿多彩的變化。工業革命後，由於科學與技術上的發展，不僅縮短了東西方地理上的距離，而且由於生產機械化，西方國家需要尋找海外市場及資源。在此情況下，來華西方人士與日俱增，特別是英國人，因為英國是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

 

由此可見，到了清代，外人在華已與此前的情況不盡相同。由於近代主權國家觀念的興起，已逐漸不能容忍中國以不平等方式對待它們，更不滿中國以“蠻夷”稱它們。最重要者，歐洲商人希望在中國能自由貿易，這是西方重商主義的抬頭使然。然而清政府對西洋之情形，並無相當之瞭解，故對待通商之西洋各國，大致上仍不脫昔日貢舶貿易時代之窠臼，因而造成了近代中西關係的種種困難與問題。

 

但問題的尖銳化，卻肇端于“廣州一口通商制度”的成立。該制度成立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原因是由於“夷商”在華數目日漸增加，“蠻夷”又難以駕馭，為便於管理，所以只開放廣州一口給予外人通商，其他口岸及內地，外人一律禁止進入。這種做法，其實有一種“防夷”的因素在內。

 

這種“防夷”因素，可從外商只許與“行商”交易的限制看出一二。廣州的“行商”，就是“公行”內的商人。“公行”就是中國方面負責負責對外貿易的機構，原初大概只有13個公行，故稱“十三行”。公行的主要任務在於統一對外商購貨銷貨的價格、承銷一切進口貨物、代辦內地出口貨物，並代中國政府徵收進口貨物關稅及管理外商。然而，外商卻不滿這種獨佔商務的機構，更不滿被行商“監督”，所以很多外商都希望清政府能廢止公行。 

 

外商中最不滿者，要算是英國商人。他們這時在華的商業利益（特別是販運鴉片以後），要比其他外國商人為大。然而，由於華夷之防，英商無法直接與清政府聯絡及溝通，只有將不滿的情緒訴諸本國政府。

 

為此，英政府曾兩次遣使來華，企圖改善中英之間的貿易狀況。第一次是在1793年派遣馬嘎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第二次是在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然而，英使提出改善貿易的要求不得要領，兩次嘗試皆無功而返。這也是英國以後採取武力手段叩開中國大門的原因之一。

 

五  中國處理“外交”的機構

 

在鴉片戰爭以前，由於有“朝貢國制度”，清廷對外交往並未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也沒有專設或常設的外交機關以處理對外事務。素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對於任何國家皆作藩屬或小國對待，以歷史流傳下來的體制及“朝貢國制度”內分子國的區分，作為一切對外關係的準則和法度。在這個“朝貢國制度”下，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官方機構，有下列部門：

 

（一）禮部

 

在清代，禮部的會同四譯館，負責接待藩屬或小國貢使。會同館與四譯館（明代又稱四夷館）本來是兩個不同的部門，四譯館隸屬翰林院，掌理翻譯外國文書及訓練翻譯人才；會同館則屬禮部，掌理有關朝貢及接待貢使的事宜。  

 

但由於實際的需要，會同館在清初即自行訓練翻譯人才，以接待貢使和翻譯外國表文，於是逐漸形成後來所有外國文書均需先由會同館翻譯，再由禮部遞呈清帝的習慣，而四譯館因之式微，於是乾隆十三年（1748）兩館合併為會同四譯館。 

 

鴉片戰爭以前，會同四譯館一直是清廷掌理朝貢事務的主要官署，負責接待貢使、翻譯外國文書表文、監督貢使在京的買賣以及安排貢使之覲見、賜宴及賞賚等事宜。就是西方使臣，亦是由禮部所屬的該館負責接待。

 

例如，順治十三年（1656）六月，荷蘭遣使來貢，就由禮部接待，跟隨西藏、蒙古貢使之後，賜宴于禮部大堂。又如，前述英使馬戛爾尼於1793年來華，該館奉命予以接待，隨蒙古緬甸貢使之後，獲於熱河賜宴；英使阿美士德於1816年來華，亦由該館接待，獲准賜宴於禮部。  這些例子都說明，禮部的會同四譯館為清廷接待外國貢使的主管機關。

 

（二）理藩院

 

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門，於明末（1638）改稱理藩院，主要職責是處理蒙古與新疆回部等邊陲區地方事務。又因俄國鄰接邊陲區，所以對俄事務方面，無論邊界糾紛還是俄使經由蒙、疆進入中國之事，均由理藩院負責辦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俄使尼果賚（Nicholas G. Spatary Milescu）來到北京時，即受到理藩院尚書正式款待。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由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和侍郎文達代表與俄使所簽訂的。  雍正五年（1727）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則由理藩院尚書圖禮善和俄國代表訂立。直到1861年總理衙門設置後，對俄交涉雖不再由理藩院出面，然理藩院亦未完全失去作用，尤其是蒙、疆邊疆事務，仍是依賴理藩院謀劃主持。

 

除理藩院外，處理對俄事務者，尚有在北京的總理俄羅斯事務大臣及在邊境的庫倫辦事大臣。前者多為臨時指派的職務（主要是在北京監督中俄商人交易），後者可視為理藩院的地方分支機關，因為它受理藩院管轄。此外，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及伊犁將軍，也都經常被授權辦理對俄交涉事務。 

 

（三）軍機處

 

軍機處職權本偏重於軍事方面，後來軍事與外交常連在一起，故有關外交的諭旨每由軍機處執掌。  對外交涉的機密要件，亦由軍機處所屬之方略館收存。  由於軍機大臣每日入值，與皇帝較為接近，信任日專，故其權責日漸擴大，其地位甚至凌駕內閣智商（內閣大學士亦有參與諮詢對外事務），不僅籌畫軍務，甚至重大國務均經其手，外交自為其職務之一部分。

 

（四）地方督撫與將軍

 

地方督撫與將軍所處理的對外事務，主要為貢使之出入境管理、接待、護送，以及外國文書表文的翻譯等。此外，尚有對沿海口岸、來華通商之外國商民行使管轄之權。 

 

（五）其他

 

西藏的駐藏辦事大臣，已曾述及。至於西南苗瑤聚居之地設立的土司制度，其實是以土著封官職守，世襲罔替。其目的僅在於羈縻，求其臣奉正朔而已。

 

（節選自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巨變與中西交流》第二章，澳門：啟蒙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年版，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