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國國際關係史並非單純的“外禍史”

 

近代中國的對外關係及其變化，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有關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書籍，坊間及各大圖書館可找到不少，但大部分著述的論點，均著眼於西方衝擊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而忽略了中國外交制度本身劇烈的變化及其對中外關係的影響。

 

誠然，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影響與中國對外關係變化有深切關聯，這一點在研究近代中國外交史時絕對不能忽略。但是，我們亦同樣要知道，帝國主義侵淩這個外來因素本身，卻不能完全解釋近百年來中國國際關係的巨變，因此我們在尋求瞭解這一巨變的原因時，若單從外力衝擊的角度來觀察的話，則無法瞭解變化的全貌。

 

這是因為，近代中國國際關係史不完全是一本“外禍史”，這個外交變化的本身並不完全靠外來因素所造成，中國對帝國主義的侵淩有其抗拒力，而不全是被動的。相反，在惡劣的環境下，中國努力尋找出一條適應的道路，在國際社會中奮發圖強。

 

因此，在近百年外交的歷史中，我們亦可以看到發自中國本身的內在因素及力量，來改變中國的對外關係及外交制度，以圖開創新的局面。假若帝國主義真能在中國為所欲為而中國又沒有反抗的力量及對策的話，則中國便早已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或附庸國了！

 

我們翻閱坊間外交史書時，會發現絕大部分的內容皆為外交事件的記述及戰爭的年日表，敘事多支離破碎，缺乏一個全面性的概念架構。

 

然而，究竟這些外交事件及戰爭如何影響中國外交的變化？其意義如何？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面對帝國主義的衝擊，中國有沒有尋求內在制度的變化以應付變局？在變化的過程中經歷過什麼阻力？中國傳統的外交制度與方法在這“千年唯有之變局”下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中國外交是如何現代化的？中國外交現代化在19-20世紀的國際環境中是不是必需的及無可避免的？

 

這一連串的問題，顯然不能單從帝國主義外力侵淩的解釋便可尋找得到全部答案。我們因此需要理性客觀地從不同角度來分析及研究，並要儘量參考及綜合中外學者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去蕪存菁，才能探求出近代中國外交演變的來龍去脈。

 

二  外交巨變之概念架構的若干層面

 

近代中國外交巨變，本質上可從外交體制之劇烈演變來探其要緒。近代中國外交巨變之概念架構，可歸納為如下層面：

 

其一，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此種侵略是近代中國外交巨變的原動力及催化劑，因此絕對不能忽視，對於一些歐美學者提出企圖淡化帝國主義對中國之貽害的理論，應當加以駁斥。

 

其二，藩屬國與中國、邊陲地區民族與中央關係的變化。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和藩屬國與中國、邊陲地區民族與中央關係的變化有很大的關聯，可惜一般的外交史研究都忽略了這一重要的層面。中國由於版圖遼闊，傳統的藩屬國與中國的國防及外交息息相關。

 

其三，中國傳統外交制度的變化。中國傳統的“天朝”觀念及其以“朝貢國”制度為主體的外交，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就受到考驗及產生變化。這個朝貢國制度原意是用來鞏固中國的國防，朝貢的國家就是臣服中國的藩屬。可惜帝國主義侵華以後，藩屬國亦不能倖免，遭受列強的欺淩，中國無力自保，自亦無法堅持傳統的外交方法，朝貢國制度遂趨向瓦解。在瓦解的過程中，中國仍企圖保護朝貢國（例如中法越南戰爭及中日關於朝鮮的甲午戰爭），亦曾企圖拉攏以前的朝貢國日本（例如李鴻章的聯盟日本對抗西方列強的構想），可惜都不成功，而傳統的外交制度遂告破壞無餘。

 

其四，中國外交的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就是加入現代社會。外交的現代化同工業化一樣，是無法避免的。中國接受現代外交制度的時間是在傳統的朝貢國制度瓦解之前，因此造成新舊兩種外交制度的並存，這是中國外交現代化的過渡期，也是19世紀末葉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特色：有貢使來華，也有中國的遣使駐外。這個制度上的演變，是近代中國外交巨變的一個重要環節。

 

（選自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巨變與中西交流》第一章，澳門：啟蒙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年版，注釋從略）